[供应链·阅读篇]五大因素驱动形成地域多样化和平行供应链

根本性地重塑全球供应链迫在眉睫；早在新冠疫情之前，这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非常清楚地暴露出当全球化生产流程面临中间产品和服务供给中断的风险。在疫情高峰期，封锁措施迫使国际交易几乎陷入停滞。能够渡过这场疫情引起的全球衰退的企业将日益意识到，极其复杂和专业化的全球供应链蕴藏着许多供应链风险因素。

1、供应链变革的五大驱动因素

全球供应链对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变化、地缘政治摩擦及社会经济价值观和规范的变动作出动态响应。下图描绘了变化的主要相关驱动因素：成本套利减少、社会和政治风险上升、业务中断的成本增加、新科技、新冠疫情。 

驱动一：成本套利的优势减少，尤其是中国

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其成为世界最大生产枢纽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上述红利从2011年起开始减少。当年，中国的城市适龄工作人口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对工资构成上行压力。与此同时，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以支持收入增长，促进消费。相比较而言，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凭借更年轻的人口结构获得劳动力成本套利的好处。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调查，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每月成本(2019年为830美元)超过越南(337美元)的两倍。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成本套利减少，其结果就是企业不断将生产迁出中国，并在中国境外发展并行制造业务，这种转变始于十多年前。

多年来，南亚和东南亚市场吸引外国制造业投资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质量、物流能力、体制因素(官僚“繁文缛节”)和当地供应商提供支持等方面(参见图5，右侧)。许多重工业需要大量初始沉淀投资，要经历长久磨合期才能使新设施全速运行，并需要在土地征用、清关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与当地政府合作。这些年来，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在“营商便利度”方面改善尤其显著，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这方面落后。 

驱动二：业务中断成本上升

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早年，供应链的大规模中断被认为是小概率风险。但在上个10年，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到国际商品流动。例如，2011年3月的日本东北地震严重影响全球半导体生产。当时，日本的半导体产量占全球的20%，它们是各种电子设备的关键部件。经过九个多月后，全球半导体生产才恢复生机。同年泰国的严重洪水中断了从汽车到计算机硬盘等各种产品的生产，曼谷周边大城府、暖武里府和巴吞他尼府的七个工业园区因洪水而关闭，扰乱了国际供应链。

驱动三：科技引发的供应链转变

对物流行业和全球供应链而言，3D打印技术已成为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之一。工业用3D打印机取得的进步，已经可以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处理快速原型制作和小规模订单。与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不同，3D打印可以进行小批量生产，更容易实现产品差异化。大批量生产减少使得离岸制造的收益降低，也使得制造环节可以更贴近客户。由于3D打印生产需要的劳动力非常少，人力资本在总体生产成本中变得不那么重要，生产地点同样如此。

3D打印的另一项潜在优势在于，该技术可以简化某些生产过程(例如，可以通过单一流程打印组件，而无需组装由各条供应链提供的多个部件来完成打印)，并大幅减少供应商数量。有些大型船运公司和港口管理机构已开始将3D打印技术纳入自身的供应链。例如2014年后，马士基在船舶中安装3D打印机，以便在到达港口前立即替换配件，确保物流业务的顺畅衔接。同样，通用电气航空公司使用300多部3D打印机制造增材部件。目前，3D打印尚未得到大规模应用，成本高昂依然是实施的主要障碍之一。但是，全球供应链的彻底重构可能加快3D打印制造的采纳。

机器人技术是另一个创新领域。随着日常低技能工作的日益自动化，新兴市场在低技能、低劳动力成本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势正在削弱。对机器人技术的投资减少了劳动力在价值链中的贡献，并减少了离岸外包给低工资地区的成本效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经济体中的公司一直在使用机器人。2018年，全球机器人安装量增加6%，达到422271部，价值为165亿美元(不含软件)。汽车行业的安装量最多，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数将近30%，随后是电气/电子行业(25%)、金属和机械行业。2018年，全球制造业的机器人平均密度为每万名员工99部。新加坡、韩国、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在采纳机器人方面引领全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利率相对于工资大幅下跌，促使企业投资于机器人。 

驱动四：政治风险：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贸易战

过去三年来，政治风险骤然增加，并已成为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全球化加剧了许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转而促使政治格局(包括欧洲国家)转向民粹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政府实施了非关税壁垒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由于政治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未能缔结或得到批准。从2018年1月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逐步将具体行业的贸易争端演变成针对多个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全面贸易战。

2018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专门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高达约375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贸易争端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7000亿美元的损失。中美贸易战并不仅限于关税。在多轮贸易谈判中，美国提出了对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间谍行为的担忧。美国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每年给美国造成高达60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强制技术转让和国家优惠产业政策获取不公平的优势。这些都是中美关系中的长期裂痕，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同样长久的影响。 

贸易战造成贸易模式转变及供应链的重新调整。中国的进口关税更多针对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而美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大多针对机器设备等中间商品。这些商品更加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大宗商品(如大豆或原油)贸易分流不会对供应链产生显著影响，但制造品供应商的变化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与预期相符，过去两年中，中国失去了美国的市场份额，而墨西哥、越南和泰国则增加了市场份额。这不仅体现出采购从中国转向上述市场，还体现出实体生产设施的迁移。

驱动五：新冠疫情加速变革进程

自然灾害或大流行病通常会突然造成规模巨大的生产中断，让企业很少有时间作出反应，并且/或者没有替代方案。在新冠疫情的情形中，中国出口汽车配件供应短缺造成欧洲各地的工厂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停产，送货和物流中断令情况雪上加霜。有新闻报道称，从中国发运的某些集装箱只装到容量的10%；2020年2月，美国最大集装箱港口的货物运输量同比下降25%。这表明，如果无法立即获取替代货源，中国的停产会造成巨大影响。

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由于可提供的航空运力减少，加上货运相关行业临时裁员，中断已经从供应问题演变为物流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飞往东南亚的航运价格上涨了200%，飞往欧洲和美国的运价上涨了100%。疫情爆发后，在华跨国企业迁移产能的意愿显著增强。不过，考虑搬迁的企业更有可能是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而不是完全迁出中国。至于生产将迁往何处，东南亚市场似乎是优选目的地。根据中国美国商会2019年开展的一项调查，24.7%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制造商表示正在考虑迁移至东南亚，有10.5%考虑迁往墨西哥，8.4%考虑迁往南亚，不到6%的企业表示将迁回美国。

2、最可能经历供应链重构的行业

QIMA2019调查显示，全球供应链重构时，价格最敏感的行业迁移最快。这些行业包括促销品(如用于营销的赠品，有93%的调查对象已开始或计划开始从中国境外采购)、纺织品(86%)、电气和电子行业(73%)，主要是应对美国提高关税的措施。根据瑞银于2020年开展的调查，在中国经营业务的美国公司当中，医疗公司(92%)的调查对象已经/计划将产能迁出中国)、必需消费品(89%)和科技公司(80%)可能迁移产能。对中国公司而言，科技行业最可能迁移。不同国家政府应对新冠疫情造成供应链中断的措施表明，长远来看，医药制造可能是受影响最明显的行业之一。

3、新的平行供应链

我们认为，全球化的鼎盛期早已过去，并预计供应链将出现更多冗余；另外，有些供应链将出现重复。美国及其他某些发达市场的许多制造商正将运营业务迁回本国。具体来讲，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都希望减少对彼此的依赖。如果当前的趋势延续下去，结果可能出现两条全球供应链：一条服务于中国(及其部分盟友)，一条服务于世界其他各国。

鉴于已经旷日持久的中美摩擦，我们认为中国将继续努力加大向非美供应商的采购量，实现供应链的去美国化。例如，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已开始向非美供应商采购，以满足估计高达110亿美元的科技需求。同时，我们预期中国将加快进口替代，特别在高科技产业。中国企业仍高度依赖美国技术，包括第三方供应商产品中包含的技术(源于美国的投入成分)。美国于2019年5月将华为列入“限制实体清单”后，对中国公司能否获取关键的美国制造部件(如半导体)的担忧加剧。因此，中国加大力度，减少第三国投入要素中源于美国的成分。

中国急切希望为自身的高科技产业建立不受美国影响的平行和独立供应链。此举可能产生多套全球技术标准，一套标准适用于中国(及盟友)，另一套适用于世界其他各国。例如，中国和西方可能遵循不同的5G网络标准，从而产生两条全球供应链。未来，中国会将上述高科技供应链更多迁回国内，以适应日益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文章来源：供应链星球

编辑：云朵匠 | 数商云（微信公众号名称：“数商云”）